喜欢上作文课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在改革开放初期，陕南这片物质匮乏的偏远地区，很多人还在为吃饭发愁，作为三局子弟，我很感激我的母亲，每年都要省出几十元钱给我们姐弟订阅《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之类的杂志刊物，我在这些报刊中认识了叶圣陶、冰心、刘白羽、刘心武等许多名作家，被他们的文章深深吸引，也想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有朝一日发表。

这个愿望是大学毕业后，三局报社帮我实现了。

记得我的第一篇稿件是写同学王维香他们姐弟四人都考上了大学的事情，这对三局人来说是特大喜讯，文章在《三局水电报》上一登出，立刻引起了轰动，三局电视台在年前作了专题采访，把他们一家人请到电视台亮相，好不风光！

同学的妈妈是个从农村出来的家属，个头只有1.4米左右，体弱多病，但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家风，使每个孩子都成为栋梁之材。她感激地对我说：“女子，你可让我们家扬眉吐气了！”

过年了，在外包工地的职工回来看到这条新闻，都纷纷鼓励自己的孩子，像他们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这篇文章来了个开门红，更增添了自己投稿的信心和勇气。我主动下到离家10多公里的关庙水电三局子弟二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是江河日下的状态了，因为这个学校设立初衷是为安康电站解决沙石原料的砂石厂职工子弟就近上学的需要，安康电站已发电，砂石厂再无重大任务，部分职工开赴新的工程，砂石厂常年不招工，呈现萎缩状态，但留守的职工子弟需要上学，所以学校只能存在下去。

当时子弟二校的年轻教师多，充满了活力，虽然学生人数少，但学校活动连连并且有声有色，多次受到局教育处的表扬。我就成为义务通讯员，把这个偏僻学校的信息通过简讯的形式传给三局报社。通过三局报纸这个媒介，传到外包工地，让学生的亲人看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我每天坐通勤车下班回到张岭基地，经常都要爬上三局报社那长长的水泥台阶，去扣响编辑部的门，迎接我的往往是热情的笑脸和温馨的话语，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30年前的三局报社，位置在张岭的繁华地段，那楼总共是六层，一层掩在公路以下，二层与公路平行，这两层的入口都背向公路，我至今都不知这两层的用途，第三层顺着楼南头外挂着一节长长水泥台阶，扶着磨得发亮的钢管扶梯，上到三楼门洞，进去是筒子楼的样式，右手是三个单间，两个编辑室，顶头的是社长室，左手是一个大会议室，会议室北尽头处是个套间，好像是底片的冲洗室。

当时的三局报社社长是马世平，个子不高，干瘦但很干练，理着小平头，四五十岁，走路生风，甘肃口音，语速和炒黄豆合拍，见了面不管是走廊里还是哪个编辑室，都会热情地同你打招呼，让你觉得你也是报社的成员。

我和《三局水电报》四版的编辑马国玉认识是缘于一条消息，当时子弟二校有一个小学生名字好像叫胡晓峰，获得了全国儿童版画优秀奖，奖品是一台双卡录音机。这条消息是我写的，消息登报后，学校正好放暑假了，胡晓峰的爸爸看到报纸，就来到报社要奖品。我那天正好在街上遇见同事说他路过报社，看见胡晓峰爸爸正站在楼梯口和里面的人吵架呢！我赶紧往报社赶，一个中年男子正和编辑们在理论，其中一个女编辑说：“你这个同志做事怎么不想想，如果我们有这个权力发国家级的奖品，我们还在这个穷山沟待着干啥？”那个找事的男人一听的确有道理，我也跟着解释：“奖品还没发下来呢，发的时候学校还要举行表彰仪式呢！胡师傅你也太着急了。”那人更不好意思了，笑着连连赔不是不好意思地走了。

我和女编辑都松了一口气，她热情地询问我的姓名，旁边的张少波认识我告诉了她，她吃惊地说：“听名字我还以为是男的呢！”我俩都笑了，她自我介绍叫马国玉，邀请我到办公室坐坐，办公室很简陋，靠窗两对面摆着两张五六十年代的老式“一头沉”写字台，玻璃板下面压着一些校样和合影照，门背后放着一个书柜，上半截是框架式样，下半截是两开门的柜子，里面凌乱的放着些书，书柜斜对面靠墙放着一张板条式的长靠背椅，这种椅子多出现在当时的会议室里。如果到了冬天屋子中间架起炉子，再无多余的空间了。

我们俩似曾相识，谈得很投机，最后她对我说：“我们这里经常举行通讯员培训，你暑假没事，多来听听没什么坏处。”我感激地答应了，那两年寒暑假，我就在报社当起了“义工”。

国玉姐非常信任我，如果抽不出来人到印刷厂校样，她就派我去校对，第一次是她领着我去的，她见了工人也都非常礼貌，非常尊重他们，并没有高人一等的态度，如果排版哪个地方不合适，她都是和颜悦色和排字工商量，边干边和工人唠着家常，能感受到那些工人也非常尊重她，校样都会认真修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三局印刷厂仍然是落后的人工捡字，工人们把一枚枚铅字从字板上捡出来，按照文章的要求，排在一个方匣里，文章之间的间隔用铅条压着上下左右分开，排完一版，均匀涂上油墨，放在一个机床样式的槽内，新闻纸卷在一个滚筒上，骑在槽上方，工人猛一使劲，转动摇臂，新闻纸从排字匣上碾过，字就均匀地印在上面了，而今这套机器成了历史文物，不知在哪里藏着呢。

由于当时的排版印刷设备落后，报社编辑往往是上一期的还没出来，又开始忙下一期的内容了，一张八开四版的报纸从印刷完毕，到发行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是外包工地偏僻地方一个月见到一期报纸都是快的，那几年的《三局水电报》特别抢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水电三局也和全国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改革关键期最艰难的时刻，安康电站已经发电，外包工程项目点增多，但都是一些小工程，吸收不了大批量的职工，很多职工面临着下岗或转产，外包工地的职工渴望了解家中情况以及三局的发展动向，渴望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报社办好报纸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社长号召编辑们跑机关，跑基层，跑学校，跑医院抓住一些热点问题，越是在艰难时刻，越要做好正面宣传，稳定人心；特别是对四版的文化板块提出高质量的要求，多发一些反映职工生活的好文章；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扩大宣传队伍，联络一些长线的写手，保证有稳定的稿源。马社长经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报纸办好了，自然会有人看，别瞧不起我们这内部刊物，我们也是有陕西省颁发的期刊号的，办不好报，期刊号可是要收回的。虽然我不是编辑，但每次开编前会，他们都邀我参加，我也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

三局报社人才济济，马社长负责头版头条，文笔简洁流畅，有时大气磅礴，有时润物细无声，他的评论员文章是要直接接受局领导审核的，往往都是领导满意的上乘之作；他的书法苍劲有力，和人一样非常刚性，马社长的烟瘾很大，往往为了写稿子点灯熬油是常事。退休后，我曾经在路上见过他，他不再有昔日的雷厉风行，整日为孙子的学习奔波于学校，好辛苦呀！

张少波也是报社的重量级人物，身材比马社长高大魁梧，一头卷发垂肩，变色近视眼镜，经常穿一件摄影背心，走在大街上常常被误认为是搞艺术的。我称他张师傅，张师傅书法是一流的，那时过年张岭贴春联的人家很少，电脑打印的春联还没有流行，张师傅每年都要召集几个书法好友义务为职工、家属写春联。

我也想练字，有次一个卖笔的小贩打听到报社好卖笔，闯了进来，我让张师傅帮我选笔，他用握笔写字的姿势，举着手中的笔猛地对着笔尖由近向远一伸，那架势一看就是行家；张师傅写文章文字犀利，能抓住问题的核心，敢于直言。他摄影技术也非常好，当时相机简直就是奢侈品，张师傅经常到外包工地蹲点采访，相机成了他的宝贝，随身带着，他拍的一些工人劳动的照片非常有震撼力，经常在水电系统组织的比赛中获奖，省里也获过奖；张师傅在通讯员培训班上是主讲人，他都是把自己的工作经历、自己对采访、写作感悟与大家分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员们的欢迎。现在张师傅也是70岁的老人了，经常坐在张岭街边，和乡里乡邻聊聊，不知他还写不写文章？张师傅，祝你身体健康！

第三个要提到的是宋晓礼，宋师傅才是报社的专职摄影记者，他的摄影技术全凭自学，他特别善于拍人物特写，工人劳动的形象，工人的一刹那的表情都拍得活灵活现，他的作品也经常在水电系统、陕西省文联举办的比赛中获奖。宋师傅也早已退休，但仍经营着他的“晓礼影像”。除了头发半白，还是一件摄影背心，风采犹存。

轮到介绍四版的文艺编辑马国玉了，她和报社的其他编辑一样都不是科班出身，通过自学拿到汉语言本科文凭，通过交流培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国玉姐很少写文章，一旦写出就是大手笔，她善于抓住细节，层层抽撕剥茧，分析透彻到位，而且语言平实，没有咄咄逼人之势，但读后却印象深刻。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一组写“康县水利工程”的札记，当时三局电视台还配合拍了电视片，我第一次看到散文式的通讯访谈录。自从和国玉姐相识她好像对我有些“偏心”，只要是我送的稿子每投必发，我除了写新闻稿，还尝试写一些散文，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先前写的东西，简直是拿不出手的幼儿之作，国玉姐就这样默默呵护着我，培养着我一颗热爱写作的纯真之心，使我这几十年都笔耕不辍，在写作中思考，在写作中养心，在写作中成长。虽然写的东西不是精品，但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从中找到了寄托和精神的快乐，我真的非常感激国玉姐。

还有许许多多的三局报社通讯员得到过她的鼓励和呵护。有一名痴情于写作的工人叫王长龄，他当时在前方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作，他对家乡汉阴老街情有独钟，他写的老街系列散文在《三局水电报》上连载，我在报社有幸见到了他，国玉姐帮他泡好茶，端上瓜子，王长龄关于老街的故事就说开了，他忘情地讲着，我们认真地听着。现在的汉阴县城物是人非，我又想起王长龄的文章，这真是一笔宝贵的家乡风土史呀！

在报社我经历的重大事件就是参与局职工代表大会和局工作会议的采访工作了，好像是1993年春节前夕和春节过后，水电三局的局领导、各外包工地的处级干部云集张岭基地，共商发展大计，三局报社也忙碌起来，派记者奔赴主会场、各分会场进行采访，我一个寒假都泡在报社。

当时我也被分配了任务，采访在后张岭二食堂饭厅举行的处级干部座谈会。我去晚了，会场已坐满了人，寒冬腊月，气氛很严肃，饭厅空旷的穹顶，更增添了寒意，我被安排坐在主席台尽头靠窗的角落里，当时没有多余的凳子，我就坐在一个高柜子上，所以全会场的人都能看到我，我还是第一次进入这么重要的场合，而且众目睽睽，又是个没出道的女孩，真的好紧张呀！我只听到发言人称主席台唯一坐着的人——胡局长，原来这就是胡懋初局长，在报纸上，大喇叭里经常看到、听到。台下的处级干部们大多是诉苦、发牢骚。胡局长却沉着镇定，不让处级干部的情绪影响自己，而是给大家打气，树立信心，让大家认清形势，转变观念，苦练内功，抓住机遇，迎接下一步的挑战。听了一会儿，做了笔记，当我走出会议室，简直有一种逃命的兴奋。后来，采访的稿件和其他分会场的稿件合并，由张少波重新组稿，写了一个会议侧记。另外，我还去采访过医院院长，印刷厂厂长等等，回来都写有文章，但我喜欢的还是写小资情调的散文。

除了帮着去印刷厂校样，有时我也被派到外包项目住安康基地办事处去接收新闻稿件。九十年代初电信刚刚兴起，互联网对于这偏远地区更是天方夜谭，水电工地都是在深山峡谷，那有什么电话信号，单位就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传递信息，传新闻只能传消息、简讯，因为信号不稳定，时断时续，长时间接听是非常困难的，长的通讯报道，只能通过书信邮寄了。独在异乡为异客，通过接听远方的新闻，我深切感受到，三局人对《三局水电报》的期盼和需要。

在报社我还见过一个名演员，当时要拍一部反映水电人的电影《大禹的传人》，来安康电站取景，电视台邀他来座谈交流，那演员是老戏骨，非常谦和、低调，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也获得过几次三局报社优秀通讯员，获过几次征文一等奖。我当时觉得这并没有啥，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当时三局监察处处长马传忠，他和我母亲是同学，他开玩笑对我说：“丫头，行呀！你写的东西叔都保存着呢！好好努力吧！”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么多人都在关心我，我一定要坚持写下去。

渐渐地到了结婚的年龄，有了孩子家务缠身，我再也没有踏进报社的门了，国玉姐也退休多年，静享安好。

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那纸质的《三局水电报》（后改为《水利水电工程报》）离我们越来越远，只能变成美好的回忆珍藏了。我认识的几个编辑一直默默地坚守着这块阵地，直到退休，才走出那简陋的编辑室……